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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藏汉佛典丛书》总序 王邦维 从现代学术的意义上讲，中国近代的梵藏汉佛典研究，最早开始，是在北京大学。1918年，爱沙尼亚——当时还属于俄国——的梵文学者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由当时香港大学的校长爱里鹗（Sir Charles Eliot）推荐，再经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介绍，受邀到北京大学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钢和泰在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1928年。这一期间，钢和泰完成了他对《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整理和研究。1926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一书。钢和泰的书，如果说有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一部佛经的三种语言六种文本同时集合在了一起，同时做了相关的一些研究。 不过，对中国学术界来说，钢和泰毕竟是一位“客卿”。钢和泰之后，中国学者从事类似工作不是没有，但是不多，需要提到的，是林藜光。林藜光校订和整理法国著名的印度学家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本《诸法集要经》（Dharmasamuccaya），同时对比被称作《正法念处经》（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的藏译本和汉译本，提出了很多很细的研究意见，最后撰成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一书。这个工作可以说是典型的梵藏汉佛典研究。但这项工作，完成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法国的巴黎。林藜光是Sylvain Lévi的学生，也曾经是钢和泰的助手，1933年来到法国，1945年在巴黎去世。他的书，一共四册，前三册分别印行于1946、1949、1969年，而最后一册出版，则已经是1973年，这时离开他去世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帮助出版这部书的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也是藏学家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戴密微既是林藜光的老师，也是朋友。 这个时候，中国本土的学者，在梵藏汉佛典研究方面，虽然做得不多，但也不是一点成绩没有。这方面可以提到的有吕澂先生和陈寅恪先生。 吕澂先生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佛教学者之一，一生所做的研究，绝大部分与佛教有关。早在20年代，他就根据Sylvain Lévi新发现和校订出版的安慧《三十唯识释》的梵本，对照藏译本和汉译本，编为《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由此讨论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的区别。 与吕澂先生不同，陈寅恪先生一生研究的领域，主要并不在佛教，但他1925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早期发表的论文却大多与佛教文献研究有关。他这方面的研究，在一些点上，也涉及到梵藏汉佛典。陈寅恪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但牵涉的范围却更广。例如《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讨论的是梵本与汉译本，而《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和《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则讨论到西夏文佛典与梵本、藏本、汉本的关系。这样的研究旨趣和路径，显然受到他在德国的老师Heinrich Lüders和同门Ernst Waldschmidt的影响。陈寅恪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回国后很快就在中国学术界有了很大的影响，与他这方面研究其实有直接的关系。 陈寅恪和吕澂二位，学问一流，研究也称得上是一流，只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在梵藏汉佛典研究方面完成的工作不是很多。这个时候中国的梵藏汉佛典研究，的确还说不上有很大的气候。 从理论上讲，佛典根据释迦牟尼的教言编辑而成，来源于印度。最早的佛典，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佛典中相当的一部分，大致在公元前后，开始梵文化，此后梵文的佛典数量越来越多。于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保留在印度语言中的佛典，从数量上讲，首先是巴利文的三藏，其次就是梵文的佛典。当然，印度语言的佛典，还有一百年前和近年来通过考古发现的犍陀罗语的佛典，不过至今发现的数量还是不算多。 在中国，现存最早从梵语翻译出来的汉文佛典，可以明确地认定年代，同时其来源也比较有把握的，是东汉末年支娄迦谶翻译的大乘经典。汉译佛典的来源，虽然不是全部出自梵文原典，但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梵文，梵文原典对于汉译佛典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不言而喻。反过来说，从今天做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汉译的佛典对梵文原典的重要价值，也是不言而喻。 至于藏译的佛典，虽然翻译的年代相对于汉译晚了几百甚至上千年，但正因为如此，几乎都来自于梵文原典，来源既比较单一，翻译又很规范，对于了解和理解梵文佛典，又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系”。具体地讲，藏译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梵文佛典在内容和形态上往往最接近。这一点，早就被学者们所认识到。因此，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在研究梵文佛典时，首先想到的，大多先是藏译，然后才是汉译。这样做，不能说不对，但往往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多年来几乎成为主流的一个看法，认为藏文佛典翻译比较准确，而汉文翻译则问题多多。这样的看法虽然说有一定的根据，但问题却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汉译佛典，开始的时间大大早于藏译。一部经典，往往有多种的来源，情况复杂得多，因此，汉译佛典提供的信息在很多方面与藏译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在佛典的研究中，这些不一样的信息实在不可忽视。 其实，在我看来，梵藏汉也好，梵巴藏汉也好，甚至还有其他印度语言以及中亚语言，我们读或者研究这所有的佛典，重要的一条，是要通过文本的研究，追溯佛教经典的来源和形成的过程，理解其本义，从而加深我们对佛教的了解和理解。对于学者们来说，语言与文本以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既是“筌”，也是“鱼”。对于佛弟子们来说，佛教的教义则真正是“鱼”。 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当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介绍人是梁启超。梁启超因此为这部书写了一篇书序，书序中讲到钢和泰整理《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情况，说明这项工作的意义： “钢先生将全经逐段分开，把六种文字比较对照，他所费的劳力真不小。我们有了这部合刻本，第一，可以令将来研究梵文藏文的人得许多利便，增长青年志士学梵文的趣味，为佛学开一条新路。第二，用四部译本并着读，可以看出翻译进化之迹及其得失，给将来译家很好的参考。” 梁启超是近代最有见识的学者之一，他的意见当然很对，不过，在梁启超讲到的这两点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这样的做法，对于真正理解文本的原意或者了解文本前后的变化，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有很重要的价值。佛教的义理，很大部分是通过经文来传达。一部经典，如果既有梵文的原典，又有汉译，还有藏译，几种文本，合在一起，对比阅读，对比研究，无疑对明了义理方面的问题有极大的帮助。钢和泰的书中，已经有不少的例证，只是钢和泰自己的兴趣主要不在这方面，所以没有更多的发挥。佛教有一个说法，讲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佛弟子理解佛法，有几条规矩，其中一条是“依法不依人”，再有一条是“依义不依语”，还有一条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几条都与佛典有关。怎么理解佛典的本义，梵藏汉佛典的对比研究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一点，不仅对学者们很重要，对佛弟子们也不无意义。 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从文本的比勘开始，进而深入到各方面的研究题目，由梵本而汉译本而藏译本，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或者再倒过来，由藏译本或汉译本回溯梵文原本，其实是前后左右都有许多文章可做。把梵文、汉文、藏文的文本结合起来，考察其中的异同，几乎是近一百年来佛教文献研究的经典模式之一。钢和泰是这样，林藜光是这样，陈寅恪、吕澂也是这样。至于国外的学者，例子就更多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勘和翻译，还应该有更宽的国际性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视野，有充分的问题意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追踪前沿的研究题目，争取有新的发现。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要跟世界学术接轨，甚至要想赶超，接轨的途径很多，这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努力，又有所创新，赶超也不是不可能。 回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来讲，钢和泰在1928年离开北京大学，去了哈佛大学，但不久又回到北京，直到1937年在北京去世。这一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占领北京，北京大学被迫南迁昆明，八年抗战期间，当然谈不上梵文和印度方面的研究。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初，北京大学回到故都北京。大局甫定，校长胡适与此前代理校长职务的傅斯年便决定，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东方语文学系，同时聘请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促成此事并把季先生介绍给胡、傅二位的，就是陈寅恪先生。 从季羡林先生开始，北京大学重新有了梵文和巴利文的教学课程。此后，金克木先生也加入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的梵巴专业。季羡林和金克木的研究，虽然没有把藏文佛典包括进来，但在季羡林先生的主持之下，东方语文学系设立了藏文专业，由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开拓者于道泉先生和王森先生负责。王森先生的教学和研究，很多方面就涉及到梵藏汉佛典。王森也尝试对比过一些梵藏汉佛典。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还为当时北京民族图书馆收藏的来自西藏的梵文贝叶经编过一份简目。 六十多年过去，北京大学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怎样，作为梵巴语专业奠基的两位学者，季羡林和金克木，先后培养出了一批学生，还有学生培养的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已经成为当前国内这一专业的主要研究力量。北京大学的梵巴语专业，从十年前开始，也重新开设了藏文课程，以配合梵文巴利文的教学。我们近年毕业的几位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博士论文，选择的题目，就是梵藏汉佛典的对比研究。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的发现了失传了一千多年的印度佛教中观派最重要的经典，龙树的《中论颂》的原始文本。有的发现了对西藏佛教律学理论最重要的经典《律经》的以前不为人知的藏文译本和注本。有的研究贝叶梵本，对比藏译，发现这份贝叶梵本，就是当年布顿大师翻译时所使用的底本。这些发现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令人惊奇。此外，与此相关，他们还有一些论文，在国内外发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梵藏汉佛典的研究，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儿来形容，应该说还是比较地“给力”了。 汉语、藏语都是中国的语言。梵语虽然不是中国的语言，但是两千年来，以佛教的传入为起点，通过大量的汉译，梵语的佛典对中国文化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本来应该有先天的一些优势，可惜近一百年来我们却掉在了欧美和日本的学者的后面。可喜的是，这样的情形，现在已经有所改变，我的几位同事在这个时候，策划和编辑出版这一套《梵藏汉佛典丛书》，正是一个证明。 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也有了新的研究力量。无论如何，我希望，通过努力，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学者在梵藏汉佛典研究方面，能有更多的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的这块领地里，也能见到中国人更多的成就。我已经说了，梵藏汉三种语言，两种都在中国，是中国的语言，同时古代翻译经典的高僧大德们又给我们留下了数量巨大的汉译和藏译的佛教经典，而这些经典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做多一点的工作呢？ 《梵藏汉佛典丛书》出版，主事之人要我写一篇序，我不能拒绝，于是拉拉杂杂，谈了中国梵藏汉佛典研究几十年来的一点掌故，同时也谈了个人相关的一点看法，对或是不对，尚待行内朋友们的批评。 201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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